宿州市

我认为，通由本人与选定的监护人进行协商，达成合意后，通过签订监护协议确定意定监护法律关系。

(39) 笔者以上梳理了比较宪法概念主体性内涵的形成过程。如黄公觉呼吁应区分比较宪法与政治学，其在1931年的《比较宪法》自序中提到，余尝于国内坊间搜集关于比较宪法之中文著作。

《东方杂志》1908年第8期刊载的《宪政篇》（作者为孟森）也描述了达寿呈宪政书籍之事，其中提到，所已讲者为宪法历史、比较宪法、议院法等。欧美是宪政的先行者，比较宪法在欧美社会有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比较宪法语词在此共出现三次。(15)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175、192、200、211页。印度学者泰戈尔言之详矣，是书毁誉并陈，瑕瑜互见于彼国学者，对于其国制度之不满，必详为介绍，庶异时立法者知所去取。

美浓部达吉所著《比较宪法》在晚清时期就有三个中文译本。(19)另外，也出现了与比较宪法词意相接近的语词，如1907年浙江法政学堂开设比较国法学课程，(20)1908年宪政学堂开设万国宪法比较课程等。孝作为一种德性，一种爱与敬的养成，并没有私情与公德的断然之分，而是一种持续的精神觉悟。

任何理智的主权承担者都不会刻意制造二者的对抗，而是试图重塑彼此的位格，谋求类似于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的共赢。人并不是抽象的存在，不是理论化地与国家位格直接相连。[34]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8页。当他面临生与死的极端情境，而作出杀身成仁的根本决断时，他必须突破个人、家庭、宗族、乡里等等的利益算计与情感牵绊，而这层层的突破本身就是忠孝的法理。

在家庭中，我们拥有庄严慈爱的父亲，并成为这样的父亲。对中文神圣职责和光荣义务对应的苏联原文是священныйдолг和правовые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

这种精神觉悟，不是简单的顺从与愚忠，而是以义为判断标准。[13] 根据人类的自然情感，相比父母对子女的疼爱，孝并非人的自然本能。[7]参见方秋苇：《抗战时期的〈兵役法〉和兵役署》，《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第123－127页。在情感层面，人民服兵役的基础，不仅在于法律，更是本于情感的自然生发，即不畏牺牲，捍卫国土的强烈意志。

[50]工人才是世界革命的新生命，当这个新生命扩展到每一个庶民，那么庶民所代表的民主主义与国民主权，便会转化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与人民主权。任何人不会是只尽义务，不享受权利。第三，人民通常用于集体意义，而公民总是用于个别意义。如果只写人民，就不能包括‘国民那一部分人了。

情感层面的英勇无畏，虽可歌可泣，却不是服兵役义务的道义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当皇帝不再是国家主权的承担者，国民必须对国家观念获得新的理解，并对四万万国民所构筑的国民主权产生认同，从而激发新的公共人格。祖国在五四宪法中仅出现一次，即保卫祖国，显然侧重在领土层面。

无疑，近代中国宪法的位格阶梯与公民的人格结构，呈现了一种实然的过渡状态。第二，公民包括一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51] 任何话语和论证的背后，都必然有实际的制度与操作。战争，又是国家诞生的前奏与政治哲学的思考前提进入 杨立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老年监护制度 。（2）监护监督机关 监护监督机关是负责对监护人的监护活动进行监督，以确保被监护人的利益的机关。

2102年1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将于2103年7月1日实施。对此，我国法律应当进行补充规定，以保证意定监护制度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近代民法典制定时，起草者不可能预测到这种高龄化社会的发生，因此近代成年监护制度不可能包括对因年龄增大而判断能力衰退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保护问题。受监护宣告的原因消灭，但仍有辅助必要的，应当变更为辅助宣告。

监护监督人通常选择律师，当然也可以选择被监护人的近亲属和其他人。[23]参见奚晓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页。

以下是老年监护制度必须补充的相应规则。3.扩展指定监护的适用范围 针对老年人对指定监护制度的需求，规定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19条的规定，通过指定监护为其确定监护人，保护其合法权益，扩展了指定监护方式的适用范围。第三，缺少监护监督制度。民法通则有指定监护的现成规则，确定对老年人可以适用即可。

我们可以借鉴这个经验。第26条规定的我国老年监护制度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1）老年意定监护。

3第26条规定的老年监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与修正草案规定的老年监护制度的条文相比较，第26条的内容比较简单，与完善的成年监护制度的差距较大。第三，父母为未成年子女设立意定监护。

2.补充老年指定监护的程序和实体问题 在老年指定监护中，应当补充和完善的问题是: （1）申请宣告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申请人对于申请宣告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程序，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9条和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当是老年人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尽管各国对监护制度规定的内容不同，但主要是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等设置监护，保护交易安全和被监护人的权益。

中国目前的高龄人口约13亿多人，老年痴呆病人约有1.0万人，并且还在增加。平常化是丧失必要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的正当诉求。[8]尽管在实务上以及理论中认为，已经成年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后因精神病或其他疾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了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以通过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宣告程序进行宣告，为其设定监护人，[9]但并无实体法上的依据。但存在认知障碍的成年人的自我决定，并不是简单地给予其自我决定权就能解决，还必须给他们提供容易认知的信息并加以说明，对其在取得信息、加以理解直至形成意思决定的过程中存在的困难提供援助。

老年人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如果按照这种意见立法，将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老年监护制度。

3.如何确认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无论是老年人的意定监护还是指定监护，监护发生的条件都是年人丧失或者部老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至于何谓利害关系人，可以参酌我国台湾关于配偶、四亲等之内之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检察官、主管机关或社会福利机构的做法。

[9]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平常化（也称为人化）概念，是丹麦的一个智力障碍者的父母对此类人等在社会中活动提出的理念，认为不应当将精神障碍者看作特别的群体，不应当让他们在与世隔绝的社会里生活，而应当将他们置身于一般的社会中，与普通人一起生活、活动，过普通的生活，参加常人的活动。